黄与绿：元阳梯田景观农业中的土地和农民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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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世界文化遗产地元阳梯田逐渐出现替代耕种或抛荒现象。为维系梯田景观，旅游公司与地方政府合作，以农村合作社的形式对农民土地进行流转，再雇佣地方农业工人耕种梯田。本研究以梯田中呈现的黄、绿两种景观为线索，梳理了自耕农与农业工人耕作的异同，以阐释不同农民身份与土地的关系。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技能除了生产技术，还包括据不同土地发展出的经验知识。人地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脱离了基于地方社会、土地情结的职业耕作不是保护梯田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元阳梯田;景观农业;土地流转;农业工人
【作 者】史艳兰，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讲师，人类学博士。云南昆明，650221。刘芳，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贵州贵阳，55002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4-0051-006
元阳哈尼梯田是世界上海拔跨度最大、规模最广阔的稻作文化区之一，迄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开垦和耕作歷史[1]51，是世界山地生态农业的典范。2013 年 6 月，哈尼梯田在第 37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45 处世界遗产，也因而成为名满天下的旅游景观。哈尼梯田作为农耕文明的一种形式，不仅承载着地方丰富的传统稻谷品种、立体的梯田生态，也展现了当地人对水资源系统的保护与管理、对土地的高效利用。2016 年，旅游公司与地方政府合作，将农民手中的田进行土地流转，再由旅游公司雇佣附近农民耕种。那么，自耕农与农业工人在使用权变更后对梯田的耕作方式是否发生变化？因旅游推动的土地流转和新的雇工方式将对当地人的土地观念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变化又以怎样一种形式影响地方旅游？本研究将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以土地流转中的黄、绿两种景观为线索，从同一季节的景观差异对两种耕作方式进行梳理，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研究田野点位于云南省元阳县攀枝花乡 M 村，田野调查时间为2018 年 8 月 5 日-8 月 28 日和 2018 年 12 月 20 日-1 月 20 日。M 村现有农户 354 户，人口 1710 人，过去村民日常生计以耕种梯田为主。近年来，除少部分人在路边开餐馆，做水果、蔬菜生意外，大部分青壮年均外出打工，打工地多为离家 3 小时车程左右的开远、蒙自、个旧等州、市、县级城市，少部分人远赴昆明。农田主要由老人照管，春耕、秋收时年轻人才赶回帮忙。此外，M 村所在的景区老虎嘴是梯田景观抛荒最严重的区域，也是最早进行土地流转的片区。
一、农民、农业工人与土地关系
农民在不同身份背景下与土地的关系是本研究探讨的核心议题。关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情感论研究者认为，农民对土地有天然的崇敬和情感，因而构筑了一整套与土地有关的世界观。如人类学家伯格（Berg）提出土地是农民自我的延伸的观点。[2]4-13 希普顿（Shipton）以非洲地产和地权为研究基础，指出人们在土地上寻求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还包括权力、财富和意义。[3]作为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首先在其《珊瑚园及其巫术》中就明确了土地的功能意义。[4]79-87 此后，许多学者就土地对农民的生计功能进行了间接阐述。如通过在俄国的研究工作，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对人类学农民研究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特别是在 1945 年之后，其提出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影响了在欧洲乃至全世界从事农民研究的整整一代人类学家，包括沙宁（Teodor Shanin）、沃尔夫（Wolf）以及斯科特（James C.Scott）等等，他们在研究中除了考察身份农民，也将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进行考量。[5]4，12 因此，在沃尔夫等政治经济学派人类学家关于农民的研究论述中，农民首先是一份职业，[6]18-59 认为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与功能并重应该是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特色之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一方面强调土地是农村安身立命的根本，另一方面也从宗族、礼治、婚姻等强调土地对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文化意义，由此衍生出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情感。[7]6-86 周晓虹以历史纵向的维度，对传统社会土地与农民的情感以及功能关系进行了详尽梳理。[8]38-66 孟德拉斯
（Mendras）也深入讨论了土地的功能、农民与土地的情感关系。[9]1，8
在上述研究中，情感、功能论分别强调了身份农民、职业农民在人地关系中的不同面向;费先生等的中国农民研究对于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土地、农民和地方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观察今天急剧变迁的农村社会而言，其似乎被框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中，提供的借鉴意义有所减弱。孟德拉斯关于二十世纪农业变迁中的农民研究呈现出传统小农和企业农民两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农民，对于探讨急剧跨入现代化农业的中国农民的身份变迁具有直接启示。但由于中国农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孟德拉斯的二元讨论也为进一步探讨传统农民身份在不同语境中的转化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实际上，自拉美农民研究开展伊始，人类学家便已经注意到传统农民身份的变化，并着手对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农业工人进行研究，如对农民概念之“无产阶级化”“再农民化”的讨论等。[10]455 在具体的个案中，霍姆斯（Holmes）以农业工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职业角色对农村生计、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影响，以比较和分析无产阶级化过程。[11]无产阶级化伴随的是对农民“人口分化”或“阶级分化”的讨论，在此过程中，农民面临着终结、消失的危险，也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被重新建构或定义。此外，部分人类学家将关注点集中在农业工人与移民[12]、族群问题[12]以及社会性别[13]等方面。也有一些学者留意到季节性农业工人，但研究话题仅涉及劳动监督和劳动
控制，关于农业工人与土地关系的讨论并未涉及。当然，随着近年来农场规模化的推进，以及有机农业热潮的兴起，企业农场、家庭农场等新的农业发展方式如雨后春笋涌现。相应的关于职业农民的研究也逐渐出现。[14]在此过程中，一种主流的观点是：职业农民对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具有直接效应，是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职业类型。[15]但在现实中，人们对职业农民的理解差异甚大，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兼业农民以及农业工人等存在很多的差异和重合。这与中国复杂的农村、农业发展现状密不可分。因而，元阳不同种植诉求下的农民身份研究将是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复杂进程的有益尝试，对于进一步思考人地关系和农民土地观念变迁具有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农业工人指既接受农业雇佣工作但同时又兼具传统农民身份的农民，他们介于身份农民与职业农民之间。作为自耕农是身份农民，受旅游公司雇佣时是领取薪酬的农业工人，具有职业农民的部分特征。笔者认为，在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民因收入来源的不同对土地的观念和态度发生着变化[16]。在本研究中，农民作为自耕农和农业工人的身份差异对土地呈现出两种耕作方式和土地观念。
二、世界遗产、旅游景观与 M 村的土地流转
据文献记载，元阳县历史上就是稻谷主产区，境内的哈尼族、彝族、傣族等民族自古就有耕种梯田、栽培水稻的传统。可以说，梯田稻作是元阳县重要的生计方式之一。[1]4 但由于梯田生产力不高，元阳县国民经济发展长时间相对迟缓。迄今元阳县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
2008 年，元阳县政府引入 SH 公司 1 发展旅游。签订合作协议后，SH公司在元阳迅速成立了 SH 元阳哈尼梯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后文简称为“旅游公司”），并在梯田核心区多依树、老虎嘴等地修建观景台、购票中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加大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建成全长 45 公里的梯田景区旅游环线，投入近 10 亿元实施县城提质、扩容、改造工程，并逐渐将旅游定位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
但是，由于成为世界遗产和发展旅游并未改变耕种梯田的农民的生活，青壮年陆续外出打工。加之近年来水源减少，干旱问题频出，人们逐渐选择水源附近的田耕种，离水较远的田则成为响雷田或旱地，或直接放荒。特别是在 SH 公司经营范围的三个核心景区之一的老虎嘴片区（它被认为是元阳县单体最大的一处梯田，形似一匹飞奔的骏马）。由于弃耕、改种等问题，梯田景观中形似“马头”的部分已变为旱地，“马头”消失使得旅游景观受到严重影响，也违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细则的规定。
经过商议，旅游公司与乡政府签订了租种水田的合作协议，即由乡政府组织老虎嘴片区的村民把愿意出租的田先集中到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统一将土地租给 SH 公司，并雇佣工人耕种水稻，以维系梯田景观。项目于 2016 年底启动，首次租期为 10 年，租金每年 500 元/亩，3 年为 1 个周期。此后土地租金每 3 年递增 20%。到 2018 年 8月，在老虎嘴景区的 1000 亩土地中，已有 380 亩进行土地流转并由旅游公司承租，其中 80%为 M 村的土地。于是，在此项目背景下，M村出现了自耕农和农业工人两种耕作身份，而由于梯田隶属不同的主
体，老虎嘴片区的梯田在秋收季节呈现出黄绿相间的两种景观。
三、黄与绿：传统农业种植和旅游背景下的景观耕种
梯田传统农业种植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劳力的工作，包括挖田、垒梗、犁田、收割、田间水利管理等几十项复杂工序。自耕农与农业工人的劳动成果以黄、绿两种景观划分，两种差异不仅与劳动时间和劳动效率有关，也与身份农民在具体的劳动耕作中发展的劳动技能密切相关。两种方式也体现了旅游公司和农民对于田的不同定义。
（一）老虎嘴片区的传统农业种植
传统梯田耕种需要耗费大量劳力，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在耕种过程中，梯田是否蓄水是衡量种植条件的关键。一般将一块普通的地变为水田需历经三犁三耙的过程，此后是撒秧和栽秧，撒秧在自留田里进行，需特别维护，栽秧后，梯田水灌至秧苗一半，三五天必须查看水，水过多会把秧苗淹死，少则会影响秧苗生长。总体原则是，田内要保证水量直到谷子收回。谷子收割完后，要挖一道田，并将田蓄水灌满。埂壁每年彻底铲修两次，不让野草滋生。如发现老鼠洞需要把它填死。此环节还伴随着冲肥，即放水保养田的同时，利用草木灰、火土、蒿枝和水冬瓜树叶将锈水田、冷箐田改造成肥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山区梯田田梗高，田占地小，需水量大，特别是进入春耕栽秧季节，用水十分紧张。如果遇到水荒，还需投入更多繁杂的引水工作。
（二）农业工人的景观耕种
笔者在前期田野踩点中曾拍過老虎嘴景区的全景图。进入 M 村
后，在第一次与村民的一个小型聚会中，笔者拿出当时拍摄的照片，原本只是试图了解村民能否辨析各家稻田的大概区位。但令人诧异的是，村民在千亩稻田中居然能清晰地分辨出哪些是自耕农的水田，哪些是旅游公司的水田，而原本它们是混在一起的。交谈过后，得知村民分辨依据是梯田景观：“黄色的是我们的，绿色的是旅游公司的！”那么，同一片稻田、同一个季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景观差异？通过细致深入地访谈，笔者发现，在看似相同的农业耕作基础中，实际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自耕农的农业耕种是以节令为导向的，而旅游公司在遵循传统农耕规则的前提下，还受公司管理运作程序的钳制和影响。在哀牢山区，不论是哈尼族还是彝族农民，节令观念极强，一切农事活动均按季节的变化来安排。“比如这块是我家的田，该种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我都会紧跟上。但 SH 公司什么都要走程序，比如挖田雇工、撒秧等，要先计算需要多少工人，需要多少秧苗，然后向公司打报告，等公司开会研究……一切都要等着上面批准、拨钱买秧苗，这样就比较慢。栽秧有时间，过了时间就直接出不来了（谷子不会打苞，没有收成）。栽秧有栽秧的季节，收谷子有收谷子的时间。”因此，耕作时间的滞后（比自耕农晚 1-2 个月）成为梯田景观差异的第一个因素。
其次，在农业耕种中，自耕种看重的是收成，而旅游公司更看重过程。旅游公司的种田标准是梯田必须蓄水，以维持梯田景观。在梯田山区时间久了，笔者发现，无论是实际耕种梯田的农民还是生活在
梯田山区的当地人，都会认真地强调：“这里田是田，田就是种庄稼，就是口粮。如果这块是我家的田，我就会很重视！”所谓重视，首先是粮食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在过去，农业耕作是当地人的唯一生计。如今，虽然人们的饮食日益丰富，大米作为唯一的主粮的角色不断退减，但米对农村依然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山区农民没有买米的习惯，一切口粮均自给自足;人际交往也离不开米，如办白事，除了送钱，各家各户都得拿一点米，“没有米不方便！”当然，米还与农民的消费习惯息息相关，大部分人认为，“在农村不会计划，有基础口粮（米），再为生活计算日常开销很容易;但如果没有口粮，所有的都要拿钱计算很不习惯;另外他会觉得开支很大。如果有基本口粮，手里有钱就放开吃，不需要考虑后果。这也是农村与城市不同的地方！”因此，对田的重视便投射到具体的劳动中，也发展出农民的土地恋、土地情结。[17]51-90 在 M 村，随着农忙季节的到来，当家庭劳动任务与旅游公司的用工需求出现冲突时，自耕农一定先耕种自家梯田，只有按照节令、计划种完了自己的田，才愿意成为旅游公司雇佣的农业工人。此外，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为自己劳动的农业和为他人劳动的农业所获得的结果是不同的”。一般而言，“雇工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往往会降低劳动质量，从而影响产量和品质”[16]。缺乏监督或无法实现监督带来的低效率问题已成为当下职业农民和雇佣劳动力出现的一个普遍问题。[18]因此，在现代家庭农场经营中，家庭劳动力比雇工农业更为有效。[16]雇工带来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机械化、程式化的集体劳动让农业工人丧失了对土地的情感，于是也就有了懈怠的理由
和借口。在旅游公司的雇佣工作中，农业工人们觉得“旅游公司他只按照这个程序做事，他在乎水田（景观），不在乎产量收多少。一年四季下来，把该做的程序做完就可以了”。因此，虽然投入了劳动，但农业工人并不重视其耕作的农田。
再次，不注重作为耕作经验的农业劳动技能。农业是一种依赖丰富经验和需要高度责任感的活动，在旅游公司具体的耕作中，不论是选种、犁田、耕种、收割，还是雇工的选择等都有通晓传统农业生产知识和了解种田技术、能力的老技术员的指导与监督，因此，旅游公司的水田以“传统农耕方式”全面推行。但一块水田的耕种并不仅限于此。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曾详细阐述，“对于这土地，他（农民）甚至了解更小的细节：如可耕土层的结构和厚度，以及岩石、湿度、光照、地形，等等，这常常是因地而异的。这种知识作为常年培养、劳动和观察的结果，是他所独有的。这是农业劳动者的基本技能。”“这一劳动技能蕴含了农民对于特定土地的直接知识：即每块土地都有自己的个性，除了土壤的特殊性，还包括水文、日照等微观条件的影响。因此，获得一块新的田地，需要重新进行长期和细致的训练，与其建立密切的关系，这涉及人们的态度和心理机制;了解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优点和缺点。”在此背景下，“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又经过多年观察得到补充的经验知识使农民拥有一种难以被替代的技能”[9]57-58。这样的劳动技能是农业工人缺乏的。因此，在旅游公司进行土地流转的 3 年里，雇佣地方农民作为工人，选择传统的种植方式，恢复了梯田景观，这看似是一件好事。但在当地人关于田的观念中，“那些田，要都要不成
了！”没有个人经验和情感的“职业耕作”使得梯田仅仅是景观，不再是农民产粮的田。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景观旅游与农业种植
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双重诉求下，旅游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雇佣农民耕种梯田，以维持梯田景观。这样的方式已经走过了 3 年的时间，土地流转面积从最初的 80 亩扩大到2018 年的 380 亩，占老虎嘴景区梯田总面积的 1/3。在此过程中，旅游公司的农业耕种带来了许多好的转变，如选用传统稻谷品种、恢复传统有机生态的耕作方式等等。从成本和投入来看虽然仍处于亏损状态，但不论是对农产品本身还是景观进行评估，旅游公司的农业实践都具有一定的正向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是，村民却认为旅游公司租用的田“要不成”了，因为这些田与基于身份农民经验的地方性知识和主人的情感关系已经断裂，并受到了毁灭性“破坏”，纷纷宣告再也不会以主人的身份去种这些田。
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近些年来，整个梯田区的传统农业也在不断被“改造”，且大部分农民均主动选择接受这些改造。如地方政府主导的新谷种的引入、化肥的使用以及农业技术的推广等等 。[19]2018 年还有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是老虎嘴梯田发生了大面积滑坡，[20]从科学监测来看，滑坡主要是因为地质灾害。但也有许多民间流传：有人认为与旅游公司有关，因为他们在修建购票点以及景区办公室时没有处理好排水管道，使得景区废水没有得到有效的疏排;也有一位受访者告诉笔者，据他的观察，现代农业技术引进后，自耕
农使用除草剂很容易破坏梯田。除草剂的原理是让田里的草发热、发酵，这样就会使土壤膨胀，田埂垮塌。虽然这些说法都不能成为判断梯田大面积滑坡的科学依据，但可以看到，旅游、现代农业技术等的进入使得梯田的存续和保护更为困难和复杂。事实上，哈尼梯田在“申遗”前就已经受到严重破坏。为此地方政府开展了诸多工作：如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农田，制定梯田保护条例等。但是，景观衰退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有学者认为这是“太注重发展，太注重现代理论，太注重现代保护手段而忽视或轻视‘传统’的结果，是一种对红河哈尼梯田景观的‘现代’修复”[21]。毋庸置疑，梯田景观的衰退自身也是全球化的结果。
当下，除了老虎嘴，其他梯田区已经陆续有外来投资者拟租种水田以发展生态有机农业，只是由于租金或其他原因没有谈拢暂时作罢。但如果双方达成共识，租田这样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新的自然占有方式真的能促进梯田保护吗？还是会成为对梯田山区的另一种绿色掠夺？[22]而随着青壮年不断外流，当地人愿不愿意主动种田成为上述绿色掠夺合理化的主要理由。在中国农村，虽然人们的土地观念发生急剧变化，但由于当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土地为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可以说，“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远远超出农业本身”，这成为农民继续耕种土地最重要的基础。[23]相反，如果农业耕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和传统社会关系割裂，也不排除农民为了维系农民身份而离开土地的可能。[24]这与国家当下的乡村振兴实践是背道而驰的。
结 论
本研究以老虎嘴景区梯田所呈现的黄、绿两种旅游景观为线索，梳理了元阳梯田在旅游发展中的土地流转与农业种植，就传统农民在自耕农与农业工人不同身份背景下的农业耕作差异进行了阐述，并对不同农民身份发展出的土地观念进行了探讨。关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学界或就土地的文化意义进行陈列，或聚焦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农民分化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地关系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叠加的动态变迁过程。在上述讨论中，旅游公司推动的农业工人化进程或认为农民终将离开土地的观点只是把农民看作一种职业，或与资金、土地等同的一种生产要素，把土地（农业）由一种生活方式[25]48 转化为一种生存手段。
此外，农民在自耕农与农业工人之间的转换带来了农业耕作方式和农业景观的变化，因旅游推动的土地流转和新的雇工方式使得当地人并不是简单地从身份农民转化为职业农民，而是多种身份的组合或叠加。梯田农业耕作表明，在全球化進程中，身份农民不一定必然转变为职业农民，但由此带来的改变在继续，如农民的土地产权观念变迁、农民与公共资源的关系等等，这是未来旅游背景下的农地关系研究中亟须解决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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