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莫言-《蛙》-评论
论《蛙》——莫言
莫言，是近日文学论坛中备受关注的一位作家，自2006年《生死疲劳》出版后，他就没再出一部小说，沉寂了近四年的他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蛙》。这部小说被誉为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前四部分为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先生的信，后一部分为一部话剧。作品以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姑姑这个山东高密地区妇产科医生传奇而复杂的一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
当初，被要求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书名很特别，貌似是描写蛙这一生物的特性，后来看来之后才为之而震撼，为“姑姑”在小说里的人物形象而感触很深。“蛙”，全文的内容与蛙无关联，已蛙为书名，极有隐喻意味。“蛙”神性生殖意，而且据我所知蛙的繁殖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蛙”可同“娃”和“娲”，“娲”是古神之女，化万物者。书名是整部小说的主旨和浓缩。
在《蛙》中，最突出的就是“姑姑”，姑姑是个阶级观念很强的人，但她只有在将婴儿从产道中拖出来的那一刻时才会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她体会到的喜悦是一种纯洁、纯粹的人的感情。后来她也感慨过，从事接生工作时她被人成为“送子娘娘”，蜜蜂蝴蝶到处都围绕着她，自从她从事了计划生育工作后，苍蝇都缠着她飞了。在陈鼻出生的时候，陈额还夸张地说：感谢心姑赐名！可想而知在当时，接生孩子的任务是如此光荣而伟大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延续，更是一个母亲最基本想得到的权力。
姑姑是个心高气傲的女性代表，可在阶级面前却会屈服，她愿意跟这王小
倜逃跑，可也愿意嫁给“像怀孕八个月的大肚子、满嘴的大蒜味儿、比姑姑大了二十多岁、下乡坐着草绿色吉普车，身后跟随着秘书、警卫员的大人物”的县委书记。对于姑姑这个人物，其一生充满了传奇与悲哀。1953 年开始从事妇产工作，到1997 年退休，共接生了一万多名婴儿。作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在计划生育高潮到来时，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姑姑完成了由接生到计生的角色转换，期间她流产了计划外的两千八百名孩子，为了完成这项残酷的工作，她的内心无时无刻在挣扎中煎熬。身为妇科医生的姑姑曾见证着生命的繁衍，后来也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了计划生育的战役中。莫言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姑姑偏偏最怕“青蛙”，这当然可以视为姑姑晚年忏悔心理的一个象征，因为自己在“计生”运动中毁掉了2800个孩子的生命，所以她有一种负罪感，故见“蛙”就恐惧。蛙声一片引起了她想到婴儿出生时那一刻的哭叫声，同时也蕴含着婴儿无辜的救喊声。在目睹了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等母亲的死之后，姑姑对人的生命已有着深刻的切肤认识。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临死前对姑姑说的话更是心灵上的冲击，是对她人性的一个呼唤。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更是计划生育政策盲目执行下的牺牲品。从一开始天使般地接生婴儿到魔鬼般地执行计划生育工作，最后只有深深的懊悔，这些更深刻地勾勒了30 多年里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景象。在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面对一群青蛙的攻击，这一夜成了姑姑赎罪的开始。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通过他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当然里面也有作者提到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中不乏对政治与人性的反思，商品经济给社会以及人性的冲击。
《蛙》对于人性中的私欲、名欲有着深刻的剖析。而所有的不幸都集中在了陈耳、陈眉的姐妹之中，陈眉一出生，其母亲王胆就死了，临死前还跟“姑姑”说了句话：“谢谢您救了我的孩子”。陈眉的诞生也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开始和姑姑执行计划生育的落幕。可命运也并没有眷顾她们，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重男轻女更是尤为严重，导致两姐妹几乎被其父亲所抛弃。她们姐妹结伴南下，去外面闯荡，也是为了能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姐妹俩那样的姿色那样的聪明，在那样纸醉金迷的环境里，如果想赚钱，想享受，其实只要豁出去身体就可以了。但她们在车间里出卖劳动力，忍受着血汗劳动制度，忍受着血腥的剥削，最后，在那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一个被烧成焦炭，一个被烧毁面容，妹妹之所以死里逃生是姐姐用身体掩护了她。可痛可悲可怜!这说明她们没有堕落，是两个冰清玉洁的好孩子。陈眉侥幸活着，却又遭遇了最深刻的迫害，无婚无性而被迫受孕，用她全部的心血孕育了一个孩子却没有权利做母亲，并因此被人不断迫害。她们生后在被社会遗弃的角落里。在话剧的第一幕中，陈眉的悲惨命运展现得令人悲凉，所有人都认为她是疯了，其实真正疯的是这个社会。社会的冷漠、人间的恶习在小狮子这个似乎很善良的女人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性的恶不仅表现在恶人身上，也表现在大多数善良人身上。她始终如一地追随者姑姑进行计划生育，可当厄运（不能生孩子）降临到自己的时候，却从执行者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违背者”，违背良心地利用人工受孕，抢走了陈眉的孩子。
《蛙》不只是一部揭露性质的小说，除了表现人性之恶，剖析造成这种恶习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还对人性中那点微弱星光的善进行了呵护。在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面对一群青蛙的攻击，这一夜成了姑姑赎罪的开始。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通过
他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当然里面也有作者提到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中不乏对政治与人性的反思，商品经济给社会以及人性的冲击。
郝大手、秦河这两个与“姑姑”生命相关的男人都保持了人性中的善，郝大手救了“姑姑”，让她脱离魔幻，也让她描述的娃娃在他的手里复现，从而完成对“姑姑”心灵的救赎。写秦河对爱的执著让人垂泪，让人感叹。他是社会的畸零人，他又是人性善的守护者。莫言通过这两个人物意在言明，保护道德底线的不是满口玉牙的道学家，不是达官贵人，不是大款，而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那些所谓的富人却背地里做了千千万万残害他人的事，而“牛蛙公司”正是这很大的魔爪基地。
《蛙》还给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敲醒中，“我”（蝌蚪）是一位典型的旧时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姑姑疯狂地执行计划生育时残害众多婴儿，内心更是矛盾。“我”不让自己的妻子怀孕，因为这会影响到到在部队里的发展。在面对自己的妻子逃跑的时候，“我”很无奈地对王仁美进行劝说尽快去做人流，最后导致王仁美死亡。本想转业的“我”在父亲的劝阻（可以提前晋职，还被杨主任赏识，而且好不容易地可以攀上关系）下有心动了。在姑姑的牵引下，“我”带着对好朋友王肝的愧疚和“小狮子”结婚。在陈鼻、王肝等众多同学的遭遇相比下，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他们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这社会的畸形演变。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小说由四封长信和一个九幕话剧组成，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没有刻意的夸大也没有过多论述，掩卷后发人深省。
“姑姑”到底有没有错，是那些愚昧无知，重男轻女的农村人，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者，还是
六亲不认的姑姑本身？或是三者皆有之。《蛙》已经跳出了故事本身，是对那历史时段人性的剖析和挖掘。
人只有盖棺才算谢幕，否则谁也不知这人生旅途还会发生什么，得势也好，落魄也罢，也应了古话，三起三落到老。书中很多事没有说透，故意遮掩了想要鞭策的一些东西，这的确是莫言高明之处。计划生育以国情和国家需要来决定人们生孩子，历史将来会有定论。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不一定就受报应。社会本来如此，或许轮回会找平。
死不是一个赎罪的方式，善行也不是，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这段话也许可以认为是姑姑赎罪心理的一种深刻展示，其实不然。姑姑的赎罪心理实际上也充满着伪善或矛盾，缺乏一种真正心灵上的悔罪反省，姑姑的所谓“赎罪”，其实只是一种自我逃避，自我安慰，甚至自我欺骗，并没有真正从灵魂和人性上去反思，所以她的“赎罪”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伪善或自我辩解。
自己想知识分子要进步，要避免历史上的错误，反思和忏悔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每种行为、政策都是个过程，总会有它错的一天，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谁对谁错。但不可否认，在《蛙》中，最突出的是每个生命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没有人能有权利去剥夺它的存在。
篇二：蛙-姑姑形象分析
我的姑姑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她执着 认真个性鲜明
她一生与生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给人幸福的送子观音到让人畏惧的恶魔
出带领队伍强行执行计划生育
出手狠辣的刽子手
年老时唯唯诺诺活在了忏悔与自责之中，与年轻时形成了鲜明对比
《蛙》这部作品里,莫言通过时代背景、典型人物的客观再现,还原了一个在时代环境之下的人的情感、革命与人性的复杂冲突过程,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姑姑这个最具有时代属性的人物。本文试图从这样一个角度,寻找出在革命的强势介入下,革命话语下的情感是如何从小我转变到无我、在革命进程中情感在无我的压抑下痛苦的纠结以及在革命完成之后被压抑的人性的回归,也试图从这个角度去论述姑姑这样一群曾经在历史时代中真实存在过的群体,文学的抒写、世人对她们又该作何评论?1情感与革命界限的消弭从姑姑出生那天起,命运似乎就把姑姑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姑姑生于公历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卢沟桥事变前不久,姑姑几乎是应着战争的号角出生的;父亲是有名的八路军医生,后壮烈牺牲,姑姑就成了一个根红苗正的烈士后代;被接到解放区,念的是抗日小学,姑姑的母亲、大奶奶又给八路军纳鞋底。后来,子承父业学医做了“接生婆”,为高密东北乡的人民群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姑姑的这种全家抗日的革命出身,在当时的年代几乎一个近乎完美的出身:“姑姑那时虽然只有十七岁,但因为从小经历不凡,又加上一个黄金般璀璨的出身,
圣母还是魔鬼？
——莫言小说《蛙》主人公姑姑形象分析
莫言为自己的长篇《蛙》作过不少的阐释，可谓用心良苦，但我以为他实在有些低估了读者的智商，或者不够尊重读者的自我审美权利，而企图让读者顺着他的思路走，这不免有些托大或自以为是；
而不少关于《蛙》的评论，不是简单盲目的奉承吹捧，就是不得要领、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这不仅让人想起钱钟书在《谈中国》里说过的一句话：“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波莱克的快语；
‘做概论就是傻瓜’。”我以为这些评论家要么是缺乏辨别能力，要么是缺乏文学良心而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以为，一篇文学评论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文学形象，而一味高谈阔论，是无以说服人的。比如对于小说的主人公姑姑这一形象的分析理解，就绝不是说空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这个问题本是评价《蛙》之优劣的基本问题。
一、
关于小说的主人公姑姑，莫言坦言是以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姑姑为原型的，“她是我们高密东北乡圣母级的人物，有很高的威信，接生了三代人，数万条生命通过她的手来到了人间。当然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中的姑姑区别是很大的，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是很幸福的，她在生育工作期间实际上也偷偷地帮了许多人。她绝对不像小说里那样是个铁面无私的像一个判官那样的人物。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很多人找到她，让她帮忙，她就悄悄地帮助。有的人家第一胎就生了个女孩，还想生第二胎，那么就撒谎说这个婴儿生出来就夭折了。这个当时很严格，你光说是夭折不行啊，第一要有接生医生和护士的证明，第二还必须有实物来证明，必须拿出死婴给他们看。那我姑姑当时就帮人家玩那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莫言谈文学与赎罪》《东方早报》2009.10.2）莫言的这番坦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真正的“圣母级”的人物是怎样的人物，“她绝对不像小说里那样是个铁面无私的像一个判官那样的人物”，这是莫言自己的结论，那么，小说中的姑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呢？既然她不同于生活中的真实的人物，那么，它是否达到了一种艺术上的真实呢？对此，莫言的自我感觉非常好：“我还比较满意的就是我写出来的这个姑姑——乡村妇科医生的形象，在最近的30年文学作品里，我还没有读到过。”这话说得极其暧昧，究竟满意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仅指“30年文学作品”里“没有读到过”这一事实，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新”的人物形象并不就代表是“好”的塑造得成功的人物形象；
如果是满意小说中的“姑姑”是一个真正“圣母级人物”，我的看法则正好相反。愚以为小说中的姑姑不仅不是圣母，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想入非非、不知天高地厚、生性卑劣、作恶多端的魔鬼，尽管作者给这个人物添加了许多理想的光环，加上了不少理性的粉饰，但依然不能服人。所以，关于莫言塑造的这个
“30年文学作品”里“没有读到过”的“新”的人物形象，结论大概只有两个：一、如果作者所写的是真实的人性，那么，这种人性就是天生的恶魔，姑姑也只能永远是一个罪人；
二、如果不接受这个结论的话，那只能说明作者的人物塑造是一场文字胡闹，是完全失败，完全歪曲了人物本性的。
下面我们不妨简单历数一下小说中姑姑的非凡“行状”，看看这是一个如何“真实”的“艺术”人物形象：
七岁的时候，姑姑就和奶奶、大奶奶一起被日本鬼子作为人质强行带到平度城，奶奶、大奶奶当时吓得只知道哭，而七岁的姑姑却说出了一番气壮山河的豪语：“哭管什么用？哭能哭出翅膀来吗？哭能哭倒万里长城吗？”甚至当面对日军司令发难；
“我父亲是八路，你是日本，八路打日本，你不怕我父亲来打你吗？”真是黄口小儿，童言无忌，无知无畏得让人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1953年，十七岁的姑姑第一次接生，就对已经六十多岁的民间接生婆——“老娘婆”田桂花拳打脚踢，以示对她的愚昧行医的惩戒。虽然是“平生第一次打人”，但却打得非常“专业”，打过之后还志得意满。这种近乎天生的暴力倾向令人战栗。虽然“老娘婆”的接生方式愚昧、落后、野蛮，但这种接生方式毕竟一直在民间流传，且被民众接受；
所以，本意还是行善，而非作恶。所以，你一位十七岁的小姑娘，哪怕阶级观念再强，党性再强（虽然此时姑姑还不是党员），也不应该对一位老人如此施暴，连起码的尊老敬老之心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卑劣。
1961年，姑姑在公社卫生院开始与被打成右派贬到乡下的中年女医生黄秋雅共事，以后两人一直相伴相仇。在姑姑与黄秋雅的关系上，也颇能体现出姑姑这个人物的变态和疯狂。
不知为何，姑姑对黄充满仇恨，甚至有一种虐待狂的病态心理。虽然姑姑也许有理由仇恨黄秋雅，因为在文革中黄秋雅曾经诬陷过她，但关键是，在黄秋雅诬陷她之前，在两人的前期交往中，姑姑对黄秋雅已是剑拔弩张了。这种仇恨心理可说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按照姑姑的说法，黄不过就是“脾气古怪，要不就是一整天不说一句话，要不就是尖酸刻薄，滔滔不绝”，此外，黄是一个高明而敬业的妇科医生。所以，同样敬业的姑姑没理由对黄这么仇视；
否则，就只能归咎于一种天生的暴力倾向或阴暗心理，就如姑姑对“老娘婆”的态度一样。我们可以从晚年的已是充满了忏悔意识的姑姑谈起黄秋雅的态度上，清楚地感觉到姑姑这种人性的变态和疯狂。晚年的姑姑谈到黄秋雅这个“落时的凤凰不如鸡”的“上海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名牌大学毕业生”时，竟然是这样“自我解嘲”的：“我就是那只鸡，跟凤凰掐架的鸡，她后来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见了我就浑身筛糠，像一条吞了油烟子的四脚蛇。”虽然姑姑也感慨黄是一个伟大的妇科医生，“即便是上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下午上了手术台，她还是聚精会神，镇定自若??她那双手真是巧啊，她能在女人肚皮上绣花??每当说到这里，姑姑就大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会夺眶而出。”看，这就是晚年的姑姑对于黄秋雅这样一位不幸而敬业的医生的态度，如此恃强凌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毫无人性，这究竟是豪爽还是刻薄？是圣母还是恶魔？还需要多言吗？
在文革初起时期，姑姑是卫生系统的“白求恩战斗队”的发起人之一。“她十分狂热，对曾经保护过她的老院长毫不客气，对黄秋雅，那更是残酷无情。”老院长因为不堪忍受凌辱而投井自杀。黄秋雅在后来的计生运动的“张拳事件”中，由于张拳诬告至国务院，上边追查下来，结果姑姑让黄秋雅当了替死鬼。具体情况如何，小说没有明言。姑姑晚年的“忏悔”对此竟然毫无悔意。当然，姑姑的主要“行状”还是体现在她作为一名忠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的“杰出”表现上。在这方面，姑姑的变态和疯狂的人性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在面对超生者张拳的疯狂和凶狠时，姑姑表现得比张拳还疯狂。先是替小狮子承受了张拳的凶狠的一击，被打得“头晕耳鸣，眼冒金星星，视物皆血红”后，又要民兵把抢过来的棍子扔回张拳，“姑姑冷笑着”，“指着自己的头，说，往这里打！打呀！”硬是把张拳的气势给压下去了。在处理王仁美事件时，姑姑的无理和疯狂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她居然不是直接对王仁美家下手，而是先对王的邻居下手，先用链轨拖拉机拔倒邻居的树，再拉倒邻居的大瓦房。竟然以这种极其无理、野蛮的殃及无辜的方式，来对王施压，并以此无理威胁邻居对王采取行动。疯狂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在对付王胆的偷生事件时，更是显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胆略和智慧”，先是大放烟幕，布疑兵，迷惑对方，同时布下天罗地网，引得王胆上了木筏，然后开始围追堵截，逼得王胆走投无路，早产丧命，才算作罢。然而，对于这样明显惨无人道的行为，莫言在面对记者时的自话自说却另有一番高论：“真正的怜悯就像姑姑那样，当看到王胆在船上开始分娩了，这时她上船去帮助她把孩子接生下来。这是一种伟大的怜悯。”这竟然就成了“伟大的怜悯”，布下天罗地网，软缠硬逼，最后把一个人逼得陷入了绝境，然后在这人临死之前，不过让他死得稍稍舒坦一些，竟然成了一种“伟大的怜悯”？这是怎样的逻辑？明明已经将人逼上死路，却还要冠以“伟大的”人道名号，殊难理解。以上种种行状，哪里有丝毫“圣母”的仁慈？
二、
然而，如此“姑姑”，莫言却偏要如此赞美，究其原因，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另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对于这场虽已逐渐远去的“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运动，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反思？作为一个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作家，面对这场泥沙俱下、是非混杂的“国策”的具体运作的利弊，从现在人道民主的角度来看，我们该采取何种立场？如何客观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作家难以回避的问题。
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莫言的态度是极其暧昧而且复杂的。一方面莫言在自己的创作谈中坦承：“计划生育既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现实生活，不应该绕着走。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不能回避重大问题。只要生活中存在的，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作品关键是要写人。至于事件与是非，读者读完作品，都会对此作 相关热词搜索： [db:g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