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浅谈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
刘彬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鲁迅小说中叙述了很多的看客形象，使人过目不忘。读者通过这些看客形象，较为深刻地理解了作家揭示了人们长期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性，即无聊、愚昧与虚伪的人性状况，接受了作家批判人们精神空虚、亟待疗救的主题。
关键词：鲁迅；
小说；
看客形象
鲁迅小说中有很多的看客形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些看客呈现了国民的性格弱点，应该给予批判。看客是方言词，实际上就是指群众。作家曾经说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到了悲壮剧；
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到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
【1】的韧的战斗。”在这句话里，作家深深地感到国民精神上的弱点，
准备进行韧的斗争。从他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归属一下：无聊的看客、愚昧的看客与虚伪的看客。
一无聊的看客
简单地说，无聊就是说由于清闲而烦闷或者是言谈、行动等没有意义而使人感到厌烦。无聊的看客是说他们心中无所事事、无聊无趣的心态。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到：“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
【2】军捕获，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文章说出了中国人的无聊处，
自己的同胞即将死去，他们没有意义地前往观看，是属于无聊的看客。这些人的言谈和行动是失去意义的，让人看了着实有一丝厌烦，一丝悲凉。
孔乙己是《孔乙己》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穷困潦倒的一个读书人，可是始终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去酒店喝酒的时候，很多酒客都嘲笑他，说他脸上的伤疤是偷别人的东西留下的，讲他的腿断了是偷了丁举人的东西的结果。这些看客既有靠出苦力挣钱的贫穷人，也有有钱的读书人和绅士，他们虽然阶级身份不同，但是在对待孔乙己上却是出奇的一致，不是在同情孔乙己的遭遇，而是在讥讽、挖苦，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他们是无聊的，只是觉得孔乙己是很可笑之人，拿他开心取乐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阿Q是《阿Q正传》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也是一个一贫如洗、生活没有着落的农民，周围的群众对他是更多地取笑，说他的种种缺点，讲他的种种劣迹。当阿Q稍微有一点争辩时，他们便是拳打脚踢，受伤的总是可怜的阿Q。在阿Q被枪毙的时候，更是很多人到
了刑场，目的是要看看阿Q在临死之前究竟有什么可笑的举动，阿Q表现得很是一般，这些看客也很是失望，似乎有一种不满足感，悻悻地离开了刑场。
子君是《伤逝》中的女主人公，为了爱情，她和她的父亲闹翻了脸，她决绝地要离开了她自己的家。于是，周围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在她离家出走的那一天都在看着她怎样做，就是要看子君的笑话。他们既不是劝慰，不是支持，而是要看看子君要怎样地出走。子君只是说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就走出了家门，这些看客也就跟出去老远，没有得到什么新闻，然后又漠然地走散了。
这些无聊的看客是想拿别人的不足来疗治精神上的空虚，他们虽然有时满足一下缓解烦闷的心情，但是最终的内心感觉仍是无趣的、无聊的。
二愚昧的看客
简要地说，愚昧是指缺乏知识，愚蠢而不明事理。愚昧有四种原因：一、脆弱而不适当的权威所树立的范例。二、习惯的影响。三、
【3】无识群众的见解。四、于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掩饰自己的愚昧。在
鲁迅的小说里，指的是第三种情况，即群众（也就是看客）的无知，他们没有多少知识，做了许多不明事理的傻事。
华老栓是《药》里的一个人物，他也是一个看客形象，由于他没
有知识，是一个无知的、可怜的农民，听说人血馒头能治他儿子的病，便要花钱去买。这里的人血是革命战士夏瑜头上的血，作为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牺牲，却不被人民群众所理解，这些群众只是去当看客，有从众的心理，随大流，稀里糊涂地看看夏瑜是怎样被敌人杀死的，对于夏瑜的死的原因不去探问，更有甚者是华老栓，拿他的血去给他的儿子治病，这是迷信的说法，这是愚蠢的举动，他的儿子的病也没有治好。
白背心是《示众》里的一个革命者的指代，他也是为了革命被抓住了，要被砍头示众，这是就有许多看客去看这个示众者，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心态，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愚昧地看杀人，至于这个要被杀害的人为了什么被杀害，他们有的想要搞清楚一点，可是也是无心顾及，只觉得看看他怎样掉了脑袋就行了，这些看客丝毫没有一点觉醒的意识，在她们看来他的死似乎是必然的。
眉间尺是《铸剑》里的一个复仇者，他拿着剑去找大王复仇，走到一个城市的角落行刺大王，却被一群人无缘无故地给拦住了，他们不问眉间尺负不负仇，在那儿耍无赖，要眉间尺给他治疗，因为眉间尺把他摔伤了，弄得眉间尺毫无办法，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刺杀大王的最好机会，让他很失落，好在是一个黑衣人给他解了围。这些围着眉间尺不走的看客，根本不知道复仇者去复仇时是怎样的心情，他们只是用愚昧的、无知的想法想着做他们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
这些愚昧的看客是缺乏一定的知识的，不能够明白世上的一些道理，他们的种种言语行为只能说明他们好似行尸走肉，更能显示他们
愚昧无知的心态。
三 虚伪的看客
简便地说，虚伪是指不真实，不实在，做假的行为。虚伪的看客也就是指对被看的人有虚假的成分。换句话说，他们想帮助被看的人的言行是不真实的，不实在的，并不是真心真意想帮助他们，而是从中想方设法捞取一点点好处。“社会是需要改造的，但自我也并非
【4】出于社会之外。”可以说，看的人和被看的人都需要进行一点精神
上的改造，尤其是这些所谓的看客们。
祥林嫂是《祝福》中一个十分的悲惨人物，她两次丧夫，一次丧子，可谓历经了人生的磨难，周围的人起初对她是有一点同情的，后来渐渐就鄙视她了。像鲁四老爷、四婶子、卫老婆子和“我”等，可是在祥林嫂捐过门槛，人不能做乡里祝福的仪式后，就对她冷淡了。卫老婆子从祥林嫂的改嫁中得到了一小笔钱，四婶只是想让祥林嫂多为她家做一些活。
单四嫂子是《明天》中的一个悲剧人物，她和她的儿子孤苦无助，儿子有病无钱医治，那些看客在看她母子俩的处境无动于衷。可是在她儿子死的时候，周围的群众好像热心起来，王九妈像个司仪，指挥人忙这忙那，蓝皮阿五、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也跑前跑后，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其实这些人是虚伪的看客，他们之所以帮忙，是因为他们能吃到一顿饭而已。
篇二：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1]一卷P163）于是，“看客”便成为鲁迅先生笔下经典的群体艺术形象。鲁迅先生以革新、创造的大师风范，既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个体人物形象，也创造了“看客”这一典型群体人物形象。
鲁迅先生个人的经历、真实的现实生活和民族的历史积习是看客这一群体形象艺术建构的重要素材来源，看客促使鲁迅先生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早在仙台求学时，课间放影“几片时事的片子……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间谍，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1]二卷P306 ）民族的忧患与个人的责任感的强烈碰撞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去探索国民病根的源头，站在“立人”的启蒙文学立场上，医治国民劣根性的灵魂，而这些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便是鲁迅先生笔伐的对象，凝聚成鲁迅先生巨大的艺术结晶，这一形象是他在不同创作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话题。鲁迅先生使“看客”这一群体形象显出同等地位，把他们都作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艺术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作用，具有巨大的时空延展性和鲜活的力的美。看客这个生活中的丑角经过艺术的典型化创造，变成了艺术美，这与作品中所熔铸的文化积淀、民俗传统和艺术特色是密不可分的。
一
鲁迅先生善于把社会现实过程艺术化，他的作品中具有一种“看客”效应，它表现为一些冷漠的旁观者把理应引起怜悯的伦理情感的反映转化为一种审美的反映，也就是游戏人生，在现实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寻求幸灾乐祸的价值取向。而这又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民俗传统中，民俗是一个特定的民众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在心理、行为、语言上世代相习、文化传承的生活方式。鲁迅先生自小就生长在浙东文化浓重的民俗环境中，长妈妈、祖母等人的传授，个人的游历，民间文艺的表演、竞技、搏习等民俗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鲁迅，使他对当地的民俗耳熟能详，为他以后具有民族和地方乡土特色的艺术创作注入了生命力。他曾明确指出：“现在文学艺术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1]十二卷P391）的确，艺术作品只有是地方的，才是民族的，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样才能增强美感，才能蕴涵巨大的审美价值。民俗固然凝聚着一个民族的诸多优点，但同时也凝聚了一个民族在心理、行为、语言上的弱点，启蒙主义立场使鲁迅先生尤其关注民俗中所体现的国民弱点。不分是非，不计好恶，纯粹为了看热闹，正是民族民俗中的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看客”把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当戏来看待，以至于思维方式都是戏剧化的，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它归根于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阶层之间隔着一堵高墙，就是同等级的阶层也是“各自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隔膜，可以说它是一种民族的病灶。
正如《伪自由书?观斗》中提到：“中国人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自己斗争。最普遍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呆着看……，自己不与斗，只是看。”（[1]五卷P7）其实，这种习俗自古就有，唐传奇《东城父老传》便描述到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对斗鸡搏习的盲目倡导，使之成为风靡全社会的娱乐模式，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使社会风气日下，人民堕落到了一种低级趣味，清朝盛行的“萧寺清钟”、“古池好水”等“十景病”大抵就是这一类。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民俗事象也随之传承并发生相应的变异，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种看热闹、看戏的民族习俗由古代奢靡、游闲的娱乐特点演变为一种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变态猎奇癖。也难怪鲁迅先生在《社戏》中提到“我”以前的二十年，只看过两回戏，“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在回忆这两次看戏时的情景时，只感觉“戏台下满是许多头”，“背后便已满满的”，“不适于生存了”。（[1] 一卷P559、P560、
P561）文章虽以“社戏”为题，却很少着墨于社戏，大多写儿时去看戏和看戏归来途中发生的事情，通过这种对比表达了作者心中美好的童年情结。另外，在《铲共大观》中，他感慨到：“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不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好几次了。”（[1]四卷P106）在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鲁迅先生的眼光往往精锐而独到：“暴君的臣民，只愿保证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1]二卷P366）这种在血腥面前游戏人生、玩笑开心的看客群体可谓在心理上达到了一种另类的狂欢，在人性上上升到了一个病态的极至，把对象的丑之为丑的本质深刻地揭露出来，正是这些不觉醒的国民所构成的铁屋让鲁迅先生沉默则充实，开口则空虚，鲁迅先生在创作中对这种身患猎奇癖的民众给予了精辟的批判，并给予这一类冷眼的旁观者以特定的代名词：“看客”，使之成为丑的艺术典范，这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社会中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美学影响力。
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注重个性刻画，同时又注重群体看客形象的描写，他善于在作品中设置一种民俗环境，“除了一般的民俗事象的环境点染……更重要的是作品以人的群体性格作为一个活动背景对某一人物形象的衬托和深化。”（[2] P194）这种群体无意识、蒙昧的心理倾向正导致了看客这类畸形群体的出幕，继而把这种集体的情感外化为动作并加以强化，增强了美感的广延度。
例如《祝福》中的鲁镇就是一个极有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小镇，送灶的爆竹、准备的福礼等祝福的仪式为祥林嫂的出场构置了一幅民俗事象图，接着一系列看客的出现为祥林嫂哭诉阿毛的悲惨遭遇增添了些许气氛，然而这种场景让读者感觉到的只是浓重的黑暗。当祥林嫂直着眼睛、不厌其烦地和大家哭诉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时，“男人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
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的话，便特意来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走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许多人都发生了新的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1]二卷P17、P20）男人的没趣，女人陪出的眼泪，老女人的好奇都归结到一点上：满足，然而这些赚来的眼泪只能是奴性肉体的暂时释放，满足之后又发生了新的趣味：揭别人的“伤疤”。《示众》以淡化情节、截取横断面的手法将看客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集中展示下的人物性格显得丰富、饱满。犯人立在马路上示众，刹时间围满了大半圈看客，继而被围了好几层，秃头研究着白背心上的文字，胖孩子看着白背心研究发亮的秃头，飞来的小学生看着红鼻子胖大汉，还有长子、瘦子、老妈子、巡警等人的窥视透现出整个国民灵魂的示众。精神的空虚、信仰的缺失导致了这些人精神上的无意识、麻木，行为上的扭曲。这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手法，突出了人本环境这一表现民俗特色的载体，并且一针见血地体现出这个时代、地区、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病根。
马克思说过：“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并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3]一卷P47）也就是说没有纯粹的个人，一个人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和他进行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这种互相牵制的人本环境使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成为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的重大课题，民俗的建构正好为个体生命的人生体验、为人生意蕴的追寻开辟了一条路径，具有美的文化底蕴。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描述：“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探头探
脑地挨近来” （[1]一卷P430）；
《药》中那些潮一般涌向前看杀革命者头的人；
《阿Q正传》中那些看阿Q和小D打架近半点钟之久的人们，还有阿Q看杀革命党时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1]一卷P509）《肥皂》中四铭看到孝女求乞，一大圈的人只是打趣，其中两个光棍大开秽语发泄肉欲；
《示众》中看客群体的展示，那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看到别人行刑时说到：“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
（[1]二卷P72）《娜拉走后怎样》中写几个人张着嘴愉快地在洋肉铺前看剥羊；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认为“人类是喜欢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倒觉得颇有趣的。”（[1]七卷P119）《论睁了眼看》中一群人呆着看一辆坏了的车；
……这些爱看热闹的看客，男女老少俯拾即是，不论是看疯子、看斗殴、看杀革命党、看孝女、看剥羊、看打人还是看坏车等等，都是在赏玩苦难，这既是自身的悲哀，也是革命者乃至整个社会的悲哀，这种游戏人生的民族劣习证实：不推翻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中的恶瘤，不去进行彻底地革命，中国就没有出路。鲁迅先生浓墨重彩地着眼于这种社会的人本的环境，探寻人性美、人情美，使这些具有特定社会心理素质和文化性格的生命活体暗含着这一心声，它呼唤着一个启蒙时期的到来。
“以民俗为内核的人性文化机制的确立，使我们得以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构架文艺的民俗化倾向、内涵和审美价值。”（[4]P81），而鲁迅先生正是在作品中灌输了这种崭新的人学观，从残酷、吃人的另类民俗中品味人性、批判人性，才表现出一种宛如木刻画般的刺目和深度，体现了独特的现代民俗观，具有厚重的审美情感和浓重的审美效果，为现代民俗学注入了一种刚健的力度。
二
看客这一边缘形象的出现之所以能够使读者产生一见如故、似曾相识的艺术魅力，具有如此大的艺术美感，除了鲁迅先生站在启蒙文学的立场上，从民俗文化的剖析入手，改良不幸的人生和社会，揭露病苦和劣根性，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还在于他运用以喜审悲的多元的创作手法，也就是不拘一格地把喜剧因素引入到悲剧中来，对这个艺术的丑角进行反向的审美关照，这种手法不同于一般的创作理念，而是以婉而多讽、怪诞的风格和笑的特征拉大了读者与文本的心理结构，从而具有一种美的张力，创造 相关热词搜索： [db:g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