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廖承志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廖承志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除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之外，身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国后的30多年里，廖承志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廖承志对孙平化说：“老孙，你还真有水平，讲了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语。”
建国伊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廖承志成为中国政府在对日关系一线工作中的主要负责人。除廖承志外，郭沫若、赵安博、张香山、孙平化、肖向前等一批早年曾留学日本的人员，也战斗在对日外交工作的第一线。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影响下实行反共反华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并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日台条约”，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时难以实现。鉴于此，周恩来提出：“先在中日两国人民间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签字。”
廖承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着重负责对日工作，开始探索开展中日民间外交。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决定9月在北京举行。这年5月，作为会议中方负责人之一的廖承志，在北京接待了二战后来华的第一批日本友人。当时，日本政府严禁日本代表团和公民到中国来，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这批日本友人冒了很大的风险。廖承志风趣地对接待组组长孙平化说：“老孙，你作为历史见证人，要记住，在中日关系史上，应该永远留下他们的名字：帆足计，日本社会党众议员；
高良富，女，参议员（绿风会）；
宫腰喜助，改进党众议员。他们是不怕犯法，第一批推开中国大门的勇士。”在接待中，由于孙平化的日语水平有限，闹出了不少笑话，幸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冀朝铸用英语同日本朋友交流，才帮了孙平化的忙。会后，廖承志调侃地对孙平化说：“老孙，你还真有水平，讲了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语。”
为了解决翻译人才不足的问题，廖承志四处“挖墙角”，将在延安时期就从事过对日工作的赵安博、王晓云以及留学过日本的肖向前等人调来，组成了自己的工作班子。赵、孙、王、肖被人们戏称为廖承志的“四大金刚”。后来，廖承志还将从日本士官毕业的吴学文、在北大日语专业读书的王效贤，以及出生于日本关西并曾长期在日本生活的北大归侨学生林丽韫3人挖了过来。王效贤和林丽韫的日语纯正动听，以致周恩来后来曾明确对外交部有关人员说：“我与日本方面的会谈翻译，必须要由林丽韫和王效贤这两个同志担任。”日本友人宫岐世民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
1952年12月，廖承志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为郭沫若），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结识了日本参议员西园寺公一。西园寺公一出身名门，对中国非常友好。在和平大会的最后一天，西园寺公一参加了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晚宴，并即席发表了希望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的讲话。会后，西园寺公一专程找到廖承志，表达了前往中国访问的愿望。廖承志听后，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西园寺公一视廖承志为挚友，二人无话不谈。在此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的20年中，西园寺公一竭力为发展两国关系呼吁奔走。后来，周恩来赞扬他为中日两国的“民间大使”。
廖承志1983年去世后，西园寺公一在撰写的《永远在人民心中》一文中深情地说：“廖先生豁达、热情的人品和那直率的诙谐，开拓着人们的心胸，使他们对当时动辄就误认为是威胁他们的‘竹幕’之国——新中国有了真正的了解。在这件事情上，廖先生是做了不朽贡献的。”
廖承志与日本友人、日中友好协会的宫岐世民先生是世交，二人情同手足。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和宫岐世民的父亲宫岐民藏是挚友。每次到日本，廖承志都要登门拜访宫岐世民。
宫岐世民从1953年起访问中国多达21次，每次也都去拜访廖承志和廖梦醒。1963年，宫岐世民担任了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与廖承志的交流就更多了。1979年6月，廖承志率团赴日访问时，在宫岐世民家的书斋中欣然题诗：“再遇蓬莱须满丝，年迩七十石为奇。心交两代情长久，并肩百岁举红旗。”1963年10月5日，中日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廖承志当选为会长。他担任中日友协会长长达20年，同日本朋友有着极其广泛的接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3年廖承志逝世后，宫岐世民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因为他能够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来理解日本人的观点，熟知日本的表里。”
周恩来说：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1952年12月底，在廖承志的协调下，西园寺公一访问中国。他为发展日中友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日本方面，就抗日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归国问题与中方进行谈判。1953年1月，廖承志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同以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内山完造、日本和平联络会代表烟中正春为首的日本三团体代表团，就日本侨民归国问题进行谈判。最终，会谈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日本派遣“兴安丸”等三艘客轮分期、分批接回那些志愿回国的日本侨民。同时，日本方面负责将愿意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华侨分期、分批送回中国。在实施协议的过程中，每当日本侨民离去或中国华侨回到天津港时，廖承志都亲自去天津港欢送或迎接。这一行动，对于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友好举动，对日本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红十字会为表示感谢，邀请中国红十字会访日。1954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赴日访问。代表团团长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女士，副团长是中国红十字会顾问廖承志。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是两国民间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中央非常重视。当时，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美国、日本右翼实力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都想破坏和阻挠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最后，经过日本友好人士和中国政府的多方努力才得以实现。出发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他说：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周恩来还特意交代廖承志说：“小廖，你要辅佐好李大姐，一定把这个团带好，把中日友好的工作做好，也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总之，把第一次出访日本的任务圆满完成。”
那时，北京与东京之间没有直接航班，必须从香港转机前往。为防止敌人破坏，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在香港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派红十字会的联络部长、代表团成员纪锋和吴学文作为先遣人员早两天到达东京，做些准备工作。在香港，廖承志还一招一式地教代表团成员学吃西餐，为的是到日本后不至于出洋相。中国代表团到达东京后，受到了日方热烈隆重的欢迎。日本友好团体和进步力量派出的青年小组，全心全意地保卫代表团的安全，被称为“人民警察”。日本政府也派出大批警察负责警卫工作，一时出现了官民共同保卫代表团的场面。在日本，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日本进行了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参加了19次座谈会、17次宴会和13次记者招待会。在访问过程中，代表团广泛宣传中国政府和人民关于中日友好的主张，引起日本各界强烈反响，开启了中日民间外交的良好开端，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此后，中国各界代表团陆续访问日本，更多的日本代表团也回访了中国。
日本作家由起茂子送给廖承志一份特殊的礼物——两条珍贵的北京犬
20世纪60年代初，池田勇人首相上台，积极支持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改善日中关系的主张和行动。池田首相亲口对松村说：“我不得不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你能不能成为我对中国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给你。”这之前，在日本有一批以日中友好为目标的友人，在受到日本官方迫害时，仍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如今，日本政府有了此意，他们的友好活动更加积极。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62年11月9日，由廖承
志与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双方分别指定廖承志和松村谦三为政治联系人，廖承志、刘希文和日方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为经济方面的联系人。
1964年4月20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中方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中国人亲切地称之为“廖办”），日方在中国设立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
双方各派首席代表1人、代表2人、随员2人。1964年9月29日，中方7名常驻日本新闻记者到达东京。同日，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日本广播协会的首批特派记者也到达了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双方第一次实现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它标志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64年，右翼的日本佐藤内阁上台后，中日关系再度走入低谷，但民间交往一直没有中断，犹如坚冰下的一股暖流。1964年12月，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船长钱永昌（后来曾担任交通部部长）驾驶着满载大豆、花生等中国农产品的“先锋”号货轮抵达日本神户港，停靠数天后，又装上了日本的成套机械设备、钢材等货物返回中国。
“先锋”号返航前夕，著名日本女作家由起茂子女士委托日本新和船舶代理公司，请求“先锋”号为廖承志带去一份特殊的礼物——两条珍贵的北京犬。原来，1964年3月，由起茂子曾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北京，受到廖承志的接见。接见中，廖承志无意中说起，原产于中国大陆的北京犬在鸦片战争后一条也没有了。当时，由起茂子想起自己家里的宠物狗有可能就是北京犬，便拿出随身携带的有宠物狗的照片让廖承志辨别。廖承志看后直率地说：“这就是北京犬，能送给我吗？”由起茂子欣然答应了廖承志，说待夏天小犬出生后马上就送到北京。钱永昌得知这段缘由后，欣然应允了这一特殊请求。
钱永昌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由起茂子便带着两条珍贵的北京犬从东京驱车四五个小时赶到神户港。闻讯而来的日本各大媒体记者，早早就聚集在了码头上。由起茂子亲手将两只4个月大的北京犬交给钱永昌，并与它们依依惜别，其情态好像在送别自己的孩子，令人十分感动。日本记者将这一动人画面用镜头记录下来，并在《每日新闻》上以《珍稀北京犬——一个世纪后回到原产地中国》为题刊登了这段佳话。
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后，廖承志率中日友协代表团首次访日
尼克松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新内阁成立。翌日，田中首相公开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业已成熟，我要认真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8月15日，田中首相接见了访日的中国芭蕾舞代表团团长孙平化和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二人向田中首相转达了周恩来的访华邀请，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亲自去机场迎接。廖承志作为外交部顾问参加了中日谈判的全过程。那时，他的心脏病已很严重，周恩来劝他不要逢会必到，但廖承志一得知会议消息，就是已服过安眠药也要马上爬起，坚持着完成谈判的全程。经过紧张会谈，9月29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中日正式恢复邦交，宣告两国关系不正常状态的结束。
1973年4月，廖承志率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中日建交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大规模的访日代表团，也是廖承志第一次率领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日本。出发前，周恩来特意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回顾了中日邦交“以民促官”的艰难历程，阐述民间外交和官方外交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向代表团成员交代一定要去看望为中日邦交尽过力的老朋友，“饮水不忘掘井人”。此时，正值樱花绽放的季节。周恩来特意嘱咐从田中首相1972年访华时赠送的栽种在天坛公园的大山樱花树上摘下几片树叶，看后亲手交给了廖承志。廖承志掏 相关热词搜索： [db:g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