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
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
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
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
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
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
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
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
篇二：儿子与妓女
现实/文字
我对性生活非常有经验，说点不客气的话，就是自己的性商之高非一般男人可比。这对于我来说，在很多时候自然是非常愉悦的，但同时，不少的时辰也会令人极度的压抑和沮丧。
然而在孩子的性问题上却束手无策。在公浴洗澡时，看着儿子雨后春笋般的小绒毛，我的心绪就迷茫得如同芬兰浴里的水气。甚至很多时候羞涩地躲避着他的目光。
我居住的地方自己很喜欢，去夫子庙和新街口步行即可。周围有美术馆、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南京1912、总统府、梅园新村、毗卢寺等许多好地方，这对于一个热爱世俗生活、又有点附庸风雅的落魄男人来说再安慰和阿Q不过了。
但看着高大的儿子一天天的成熟，担心就愈日俱增，谁都不知道我的心思和忧虑啊。——周围的洗头房、美容美发中心和泳浴中心也多。前两个地方，说白了，就是妓院。至于泳浴中心的休息厅包房内，妓女更是坦胸露乳，络绎不绝。于是，我不再象小时候那样带他到外边洗澡；
晚上逛街的时候，也走那些金光大道；
儿子放学回家，让他不要从文昌巷和大白菜园走，免得误入“花丛”。那些妓女们可厉害了，个个衣服穿得让你心惊肉跳，撇开大腿尽情地把各色内裤向你展露。一路走过，就会让你留下“斑斑点点”。有段时间，我居然也克制不住自己，常会从那里穿梭往来。现在想想，真是正常无耻到了极点。
儿子却是万万不能允许的。他不明白我的意思，说从延龄巷那边回家绕路。我蛮横的说绕路就绕路，路上人少，安全！
可又“无孔不如”啊，竟然开到了楼下。我住的楼第一层是超市，楼层很高，上面是个大平台。上平台的楼梯口年前居然也开了一间洗头房，生意好象一直还很不错。但乐坏了老板，却苦了我这个十二岁就一米七三的儿子的老爸。看着那些整日守在门口的七、八个妓女的色相和丑态，我在心里经常一遍遍地喊着：爷爷啊，你们饶了我，饶了我那发育喷薄的儿子，请快点关门吧；
妓女妹妹们，求求你们多穿点衣服吧，别把那么大的乳峰在外面晃悠，更不要叉开大腿冲着门外，令我和儿子的目光无处躲藏。然而，那些有的打扮得很“清纯”，有的打扮得很“风骚”的婊子们仿佛知道我的心思，每当我和儿子上楼或者下楼的时候，“清纯”的更显“小家碧玉，温润秀气”；
“风骚”的奶子则晃悠得更加厉害，大腿撕扯得更放肆，更张扬。天啊，炎热的夏季就要来临，我不知道怎么样替儿子抵挡这世界上最鲜活的诱惑??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下午尽量早一点的下班，然后去学校接他。我们父子依然绕过
“红灯区”，但在临近楼下的时候，我就高度警惕起儿子的目光，尽量不停地和他说话，逗他开心，让他把注意力完全转移到父子之间的交流上。然后，行走在他的右侧，把他的目光用身体挡住，让儿子尽量看不到玻璃门里婊子们的“表演”。每次上了平台后，我的心才会深深地出口气，轻松起来。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办法，但自视一向很高的我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一点更好的办法。
于是，从对妓女的同情，疑惑，思考，鄙视，再同情，直到今天，竟然对她们有些仇恨起来。甚至有一次幻想自己是一个神秘的隐行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把我生活的小区周围的所有妓女们收容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让她们各学手艺，出师后自谋职业，嫁人生养。
说到了嫁人，上周日楼里就真的有一对年轻人结婚，加长的卡迪拉克，一辆接一辆的车队，鞭炮齐鸣，欢声笑语。新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更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我和儿子从外面买书回来正赶上，看着这喜庆的场面真是让人开心啊。突然，我看见了洗头房里妓女们一个个躲在玻璃墙后的目光。不知为什么，她们此时把纱帘拉得整整齐齐，而每个人并不象平时那样坐在门口的沙发里，或者腿翘起来斜在椅子上，而是齐整的站成一排，个个张大眼睛，透过纱帘张望新人从花车上走下。那姿态、那神情、那目光，我真的不想再去描述，当时，自己的心一下子悲凉起来，陷入了沉思。后来，儿子喊我，当我看到他脸上洋溢着的灿烂的笑容时，转身再望了望楼下的洗头房，内心突然就幸灾乐祸起来。
哦，现实生活啊，你终于也不再厚道起来啦??
篇三：闲谈古代妓女喜欢的嫖客
闲谈古代妓女喜欢的嫖客
都说妓女无情，只爱钱，只要有钱，人人皆可染指，所以，港台影视剧又称妓女为公共厕所。这话儿不假，但只对了一半。人家把娇躯奉献出来，图个啥?不趁年轻时候赚个盆满钵满，等到人老珠黄，哭都来不及。
可凡事总有个例外，就好比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假如这只王八不吃秤砣呢?古代妓女偏偏就有“不吃秤砣”的，她们选择恩客有自己的喜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挑肥拣瘦”。
皇帝大人自然是首选
像宋徽宗这样的风流天子，千年才能等一回。李师师等到了，所以，李师师青史留名了，成为千古第一妓，婊子大姐大，钱也没少赚，这就叫运气。
于是，在妓女的世界里，便有了一个梦，一个人人都爱做的梦，那就是能够某一天在床上碰到皇帝陛下。
明朝皇帝朱元璋自己开妓院当老板，妓女们貌似要圆梦了，可朱老板从不光顾妓院，这就没办法了。当然，机会还是有的，毕竟后面还会出现十几位皇帝。风水轮流转，明年上我床，妓女的梦还是可以做下去的。
据野史记载(注意野史这个词)，正德皇帝朱厚照就有这方面的嗜好，不过，他亲自莅临的时候少，更多的时候，是安排人偷偷把妓女接进宫来。由于保密级别太高，得到皇帝雨露滋润的某妓女没有被狗仔队曝光，芳名未显，估计赚的钱再多，她也觉得窝火，白高兴了一
场。
现在看来只能说她运气不好。比她晚些时候的陈圆圆，运气就好得多，不但见到崇祯皇帝圆了梦，还身价倍涨，俘获了一代枭雄吴三桂的心，由此改变了历史走向，大大的火了一把，这恐怕也是她始料未及的。
清朝有个同治皇帝，爱逛八大胡同，《清史稿》明明白白写着的，咱可没冤枉他。这下子，妓女们别提多高兴了：姐妹们，加油啊，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她们简直是未卜先知，后面确实没几个皇帝了，光绪、宣统，再加个袁大头，多乎哉?不多也。
眼看着某妓女要靠着同治皇帝这棵大树摇身变凤凰，谁料想安全措施没做好，皇帝染上梅毒死翘翘了，某妓女梦是圆了，不过不是好梦是噩梦。
知名人士是必须的
皇帝一二十年才出一个，名人却像两条腿的蛤蟆一样不难找。古代的名人，大多为风雅之士，他们饱读书，下笔成文，俗称才子。妓女喜欢才子，多为演绎风流佳话故，佳话成，则艳名播，银子也就有得赚了。
看看负有盛名的秦淮八艳，其中就有六位是傍才子混出来的。顾横波与龚鼎孳，董小宛与冒辟疆，柳如是与钱谦益，李香君与侯方域，卞玉京与吴梅村，马湘兰与王稚登。
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个好女人，然而，历史上但凡混出名堂的妓女，身后总有一个甚至多个有名气的男人，这就是名人效应。
名人一般都不穷，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话语权，他们不用互联网，单凭诗文也能包打天下。
宋代的柳永是个才子，也是个名人，但他没有钱，也颇受妓女喜欢。当时妓女间流行一首歌谣：“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妓女们对柳永当真是爱如潮水了，有的免费上床，有的甚至还倒贴银子。
柳永之所以比皇帝还吃香，是因为他能写歌词，随便写写，就能成为流行歌曲。这就好比如今的演员离不开名导演，歌手离不开金牌词家一样，妓女要想在青楼混饭吃，傍上柳永这样的“奉旨填词”第一牛人，就不愁没有原创歌曲，更不愁招不来客人。
官僚显贵不能放过
这些客人手里有权，当然也有钱，既可充当保护伞，又有现实利益。比如，唐朝的薛涛，如果不是混在节度使韦皋家里，哪有机会展露绝世姿容和敏捷的才思?可以说，薛涛的一举成名，不是诗人元稹之功，而是得益于韦皋的大力推介。
妓女跟着官僚混生活，聪明者是不会把钱挂在嘴边的，因为钱终究不成问题，问题在于能不能混出名堂。比如，能不能混个小妾做，或者干脆再退一步，能不能做个二奶、N奶什么的，养在外面，不要名分也成。
实际上，混出名堂的妓女真的还不少，历朝历代都有，今天当然也一样。唐宋时代就不说了，妓女太嚣张;明清时代也不说了，官僚太强悍。
单说元朝，妓女翠河秀被石万户置之别馆，顾山山为华亭县长哈拉不花置于侧室，诸暨州同知达天山娶妓女李真童为妾，她们都取得了“合法身份”;妓女刘惜婆被赣州监军全普庵拨里包为二奶，没有变成小妾，很是失望。但她比珠帘秀要好一些，珠帘秀同时兼职多个“二奶”身份，与着名剧作家兼导演关汉卿过从甚密，同时往来的还有翰林学士卢挚等等，在朝野上下周旋，到最后也没混出个好来。
英雄豪杰是心仪的
所谓“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英雄”，选择英雄，一要有眼光，会看人，看准人;二要敢于投资，特别是乱世，要敢赌一把。所以，赵炎认为，妓女只要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想不出名都难。
曹操的第二个老婆卞夫人，是妓女出身，认识阿瞒的时候，才二十岁，就具有过人的眼光。阿瞒当时很落魄，四处逃亡，卞夫人跟着他没过几天好日子，但坚持了下来，最后得封魏王后，算是功德圆满。
宋代着名抗金将领韩世忠，也有过一段落魄的时光。他在不得志当低级军官时，有一天按耐不住青春的冲动，去嫖了回娼，坐台的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风尘女子，艳名梁红玉。她一眼就看出韩兄弟是不凡之辈，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他。
请注意，梁红玉非但有眼光而且敢赌，所以，她成功了，在后来着名的黄天荡大战中，夫妻二人名扬天下，梁红玉还被朝庭加封为“杨国夫人”，从妓女到朝廷诰命的华丽变身，不是一般的牛。
熟悉民国历史的读者，应该会知道，袁世凯的九位小妾中有三位来自妓院(大姨太、六姨太、八姨太)，其中大姨太就非常了不起。
袁世凯虽然不是什么英雄，但也算是一代枭雄。老袁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读书不多，屡试不中，自难风雅，一直十分消沉，感觉这辈子没多大希望了。是这位大姨太给予了身心上的照顾和鼓励，老袁才重新打起精神拼出路。
良善之人是个宝
这种男人不好找，德行好坏，一下子还真看不出来，需要通过交往才能知晓。妓女选择老实忠厚的恩客，一般既着眼于眼前，又留有后着。
眼前的事情是，老实人至少不会摧残自己，接待起来容易得多，若是碰到虎狼之人，这一路陪下来，不死也得丢下半条命，弄不好还会留下什么后遗症，致使终身残疾。比如，明代青州府就有过一位名叫红花的妓女，被恩客折磨致死的例子。后着就是为从良做准备，毕竟做妓女吃的是青春饭，年纪大了得寻个依靠，嫁人当嫁良善之人，这是大多数妓女的心思。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小杜姑娘看李甲似乎还不错，挺忠厚的一个人，就陪睡，还管吃管喝，用自己的私房钱为自己赎身(注意这句话)，嫁给李甲做老婆，从此过上幸福的正常夫妻生活。
可是，李甲这小子实在不是什么良善之人，小杜姑娘明显属于遇人不淑。到头来，“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忙将趋日，同心莲叶间。”(薛涛《池上双鸟》)只能是一场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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