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郭嘉
不仅仅是喜欢，而是一直精神！所以收集了下：
天生郭奉孝，豪杰冠群英。腹内藏经纶，胸中隐甲兵！运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可惜身先丧，中原梁栋倾！
郭嘉传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遂去之。先是时，颍川戏志才（戏志才，人名），筹划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①，谁可以继之？” 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②。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③，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 ：“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④，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
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辽东。
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奕为太子文学，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猎嗣
篇二：毛泽东喜欢提拔哪类干部
毛泽东喜欢提拔哪类干部？
【导读】作为一党一国的权力和精神领袖，知人、用人，是毛泽东的必备素质。这方面，他有高超而独特的操作艺术，也很关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出将，坐镇一方，统辖一地，怎样执行中央王朝的政策?入相，辅佐君王，周旋群臣，怎样协调局面，在朝廷里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就是说，怎样使自己成为能臣干将，而又善始善终，是出将入相者面临的人生大课题。怎样调动并让这些能臣干将各得其所，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是最高统帅所面临的大课题。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一些领导在工作中做出重要决策时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说：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评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的名义。
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况且，“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
1964年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谈到统一领导，接着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怎样处理上下级或同级关系，怎样处理权力和义务的关系，干部怎样具备好的素质，是毛泽东一再“唠叨”的事情。因为这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
现实太敏感，于是他经常借史为镜，让干部们多照照，也吐吐他的期望和评价标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把《三国志·郭嘉传》推荐给领导干部们阅读，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策谋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
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毛泽东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位多谋善断的历史人物，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
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我们的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各级干部反复谈到郭嘉呢?
这与和解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会议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纠正错误，搞好工作，需要郭嘉这样的多谋善断之士。反过来说，当初头脑发热发动大跃进，是不是正好缺少了郭嘉这样的“谋臣”呢?毛泽东是在倾吐心中的遗憾?还是在表达一种热切的期望?
毛泽东读《三国志》，也很注意作者对袁绍特点的描写。1959年3月2日在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接着说：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同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批“书生办报”，又扯到袁绍：“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又说：“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
例如，在《袁绍传》里曾记载：
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邺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袁绍一下子后悔了，要曹操把天子送到鄄城来，靠近自己，以便打天子旗号收附各路诸侯，结果被曹操拒绝了。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
毛泽东从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
二是见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
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点，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就在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郭嘉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不只是在谈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做现实问题，当做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在某座谈会上的讲稿时，他提出：“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
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不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导艺术和风格吗?（
篇三：谁一直称呼毛主席“主公”
私下里，田家英长期称呼毛泽东为“主公”
毛泽东毕生喜读《三国志》，亦常将该书之篇章，运用于现实政治。如1959年3月郑州会议，建议高级干部们：“《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4月上海会议，又再次提议：“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①
缘此，《三国志》中流行之“主公”一词，也重回现实。秘书田家英，私下里即长期称呼毛泽东为“主公”。如据李锐回忆，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与田家英交流，“我们谈话时他称(毛泽东)为‘主公’”②;成都会议期间，“谈到‘主公’(田对毛的习惯称呼)不熟悉经济尤其是工业，家英当时极力想把我拉进中南海”③
再如，据于光远讲，“田家英在我面前，就常称毛泽东为‘主公’”;④曾彦修也回忆，“反右”前夕，田家英曾与他谈话，告诫他“说话小心点，少说一点”，“主公(指毛。田在一些人面前多称毛为‘主公’)要邓拓大放炮，邓不敢，所以立刻就换。目前形势紧张，??总之，稳重点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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