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庆安枪击案引发官场举报超十起 大批记者涌入县城
庆安枪击案引发官场举报超十起 大批记者涌入县城 专题新闻2015-05-14 09:34:33来源：网络责任编辑：毕邺
随着12日公安部表态已经介入“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案”，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终于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虽然社会民众所期待的，徐纯合生命中最后时刻的完整监控视频虽然还未公布，不过这起案件却有了最初意想不到的“收获”。
12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委纪检委宣布，庆安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国生(曾“慰问”过涉事民警)因户籍年龄、学历造假，以及妻子吃空饷等问题被停职。同日，当地原县委书记、县长、局局长、人事局局长等多名官员皆受到了实名举报。一场风暴笼罩在当地官场上空。
民办教师举报大批官员
据庆安县电视台报道，5月3日，即枪击案发生的第二天，庆安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国生就代表省市领导慰问了案件中受伤的民警，并对其行为给予了肯定。董国生或许没有想到，这次慰问竟然改变了他的仕途。董国生很快就成为网友“人肉”的对象，其户籍年龄、学历造假以及妻子“吃空饷”等问题一一被网友“扒”了出来。12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委纪检委宣布，董国生被停职。
然而，这只是当地官场震动的开始。
在董国生被停职的消息公布后，就有该县的民办教师在网上发帖，实名举报该县大批官员涉嫌买卖教师编制。
举报帖称，原庆安县委书记、县长、教育局长、人事局长等人，从2000年至2004年合谋把300个民转公指标公开拍卖，每个指标从3万到5万元不等。
一名民办教师在接受南方媒体采访时反映，官员买卖编制事发2000年左右，“全县的300个转正指标，除1998年前后录用49人，剩下的指标都被官员瓜分卖出去了。”举报人告诉记者，他们从2008年至今向各级纪检干部反映过，甚至还跟对方发生过冲突，但至今无实质回应，问题仍未解决。
该份实名举报帖还列出了“官员买编卖编名单”，名单里包括原致富乡计生办助理董喜。而据早前举报董国生的网友称，董喜正是董国生的父亲。
对于这份实名举报帖，绥化市教育局方面回应，已获悉网友举报，但编制不归教育局管，应由市编办负责。不过，该局人事科工作人员透露，目前该局正在清理、审核教师档案，预计将于月底结束。
绥化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监督科相关负责人解释，该科自2008年成立至今，并未接到前述举报，也未接到信访受理申请。“编制可能涉及教育部门、人事部门、组织部门、编制部门等，不能马上说这不归谁管。去信访、纪检委反馈，怎么能没有部门受理呢?”而庆安县教育局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检察长被下属举报
枪击案真相未明，但庆安县遭遇举报的官员却越来越多。据法制晚报报道，庆安县人民检察院干警隋伟忠，近日在网络上实名举报该院检察长魏鹏飞。
举报材料称，魏鹏飞自2011年11月25日开始担任庆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4年间，超标违规使用公车并且悬挂假军牌和假牌照。
举报信称，2011年11月份，魏鹏飞使用超标的价值60余万元的白色丰田霸道吉普车上下班并执行公务，而且悬挂假车牌。2013年车改，庆安拍卖公务用车，魏鹏飞没有正常交付，将车隐藏在检察院车库，而后该车没有拍卖，现在不知去向。2013年，魏鹏飞借用企业单位庆安县银泉公司一台黑色帕萨特轿车，使用不到一年。
举报信称，就在全国开展车改时，魏鹏飞顶风用公款超标购置了一台价值20多万元的新大众迈腾，并且以在黑龙江省检察院办理专案为名继续悬挂假车牌，假号牌为“黑AQK007”，发帖人在庆安县交警大队未查询到机动车信息。
对此，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龙江检察”于12日晚9时40分发布消息，黑龙江省检察院已经组成调查组，对庆安县检察院干警隋伟忠举报该院检察长魏鹏飞问题进行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交警大队长被指徇私枉法
12日，庆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队长王向阳也被网友举报，指其在一起交通事故的处理中徇私枉法，将负有全责的肇事者人车放行。对此，王向阳回应称，此事已结案，办案程序没问题，网帖举报不实。举报帖称，在2013年10月2日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逃逸致一死一伤案中，王向阳涉嫌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将事故责任认定负全责的犯罪嫌疑人王××抓捕后人车放行。
死者家属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王××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后未报警保护现场，负有全责，其余二人无责。”举报人称，此前他曾为死者家属维权，但不了了之。昨日，王向阳在回应媒体采访时称，这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办案是按合法程序进行的，双方笔录、尸检报告等材料齐全，不存在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行为，事后法院也宣判了。
王向阳猜测，对方可能对最终的处理结果不满，而借舆论关注枪击案的热潮举报。
篇二：白岩松：庆安枪击案还有五大疑问未解
白岩松：庆安枪击案还五大疑问未解
两周前一声枪响，让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舆论质疑的声浪也是此起彼伏。乘客徐纯合涉嫌袭警，执勤民警李乐斌当场开枪将其击毙。一定要开枪吗？即使开枪，一定要毙命吗？ 随着监控视频的公布，5月2日枪响背后的诸多细节也得以还原。而议论声只是片刻地宁静，因为相关视频并没有解答人们的全部困惑，公众的一部分怀疑还在，结果还没能让人百分之百地产生信任。
关于警察开枪的五个疑问 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庆安车站派出所民警李乐斌说：“我想去把门拉开，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男的就把我的手拦住了，然后我就想把他强行带离。”尽管徐纯合一直反抗，还抓起矿泉水瓶抛打，但他还是被李乐斌从背后控制住双手。
疑问一：为何只有一名警察执勤？
回应：另一民警正在站台执勤
根据民警李乐斌的描述，当旅客通行恢复、他将徐纯合松开后，徐纯合做出了一个危险动作。
李乐斌回忆，对方当时说“?你敢抓我，我捅死你。?这时候我就后撤一步，我就掏枪，我发现他没有掏出刀，没有掏出凶器，我就把枪放回去了。这时候我就想回派出所请求支援。”
李乐斌返回值班室，而徐纯合一路追赶并猛踹值勤室大门。据了解，当天车站有两名民警值班，但事发时另一民警正在站台执勤，车站安检员则离开候车厅寻求支援。由于值班室的另一件警械——抓捕器需要两名民警配合使用，孤立无援的李乐斌只能拿出防暴棍击打徐纯合。有人说，假如醉酒的徐纯合能够被早些制服，事态或许就不会进一步恶化。
疑问二：为何没有鸣枪示警？
民警：担心跳弹伤及无辜
然而，徐纯合未被制服，反而开始抢夺警棍。随后，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视频显示，徐纯合将自己81岁的母亲推向了民警，又一把抓住6岁的女儿，双手举起摔向民警。
现场目击群众王先生说：“那个孩子砸到地上好像有点砸蒙了，停顿了有三四秒钟时间才开始哭喊。” 李乐斌说：“女孩当时在地上不能动了，感觉这名男子暴力倾向非常明显。当时我就对他说，我说别动，否则使用武器。”
徐纯合最终抢下防暴棍，并开始挥棍反击。情况危急，李乐斌向徐纯合发出最后的口头警告，而并没有鸣枪示警。
李乐斌解释，“这是一个封闭的公共场所，当时候车有很多人，如果我鸣枪示警的话，无论往哪打都有可能发生跳弹的情况。如果跳弹会伤及其他旅客。”清华大学法学院余凌云教授解释，如果没有条件鸣枪示警的时候，口头警告完全可以，在法律上是允许的。
疑问三：为何选择开枪？
民警：遭到击打 担心配枪被抢
未听劝告的徐纯合继续挥棍击打民警，监控录像时间显示，12点23分，民警李乐斌掏出警用手枪，向徐纯合射击。
李乐斌描述道：“第一棍打在我头部，第二棍打在我持枪的手上，这个时候我才开枪。因为当时我的手，已经是被他打的快握不住枪了。如果配枪被抢，这个情况是无法预料的。”
疑问四：为何不向非致命部位射击？
民警：距离近、运动中、瞄准难
子弹射向了徐纯合的心脏，中枪后的他缓缓地坐在了旁边的座椅上，片刻后倒地身亡。而对于“为何不向非致命部位射击”的疑问，李乐斌解释称，当时徐纯合距离他只有一米，而且还处在运动当中，很难精确瞄准。
疑问五：民警开枪是否正当合规？
回应：铁路警方称合法 铁路检方称不违规
本周四，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在经过调查后，做出了“民警行为完全合法”的结论。
与此同时，被认为中立性更强的哈尔滨铁路检察机关也在接受采访时做出了民警没有违规的调查结论。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孙成毅称，检察机关认为，执勤民警为依法执行公务，其身份佩枪资质和枪支使用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清华大学法学院余凌云教授说：“只要是允许警察开枪，就是容忍了可以产生死亡的结果，只要他使用枪械是合法的，就没问题。”
至于徐纯合究竟何故阻拦乘客进站，如今仍不得而知，但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尸检报告显示，其心血酒精含量超出醉酒标准一半还多，午饭饮酒的他可能处在严重醉酒状态。
一线民警去年开始全面配枪上岗
去年三月昆明火车站严重暴恐事件发生后，各地一线民警开始全面配枪，为维护公众安全提供有力支持。但也几乎从那时起，枪支如何不被滥用，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因为相比于极端暴恐事件，一线民警在日常工作更多面对的，是相对普通的治安刑事事件。对于一名处于公开场合、缺乏开枪经验的警察，枪该如何使？分寸与层次都该是什么样的？
为了让一线警察能够佩枪上岗，从2014年4月初开始，全国的公安机关就开展为期3个月的依法使用武器警械专项训练活动。很多警察都说，这几个月摸枪、练枪的机会，比入警以来加起来都要多。
普通民警用枪经验不多 多数人不愿配枪
由于我国之前实行严格的枪支管理，很多干了十几年的人民警察，实际执行任务中还没开过一枪，有些连枪支的分解结合都忘了。2014年六一前夕，郑州一家幼儿园为师生和家长宣传安全防范常识，特意请来了当地派出所民警。在展示枪支的过程中，民警将枪口对地，另一只手在拔枪栓时发生了走火事件，造成四名家长和一名孩子受伤。
开枪，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扣动扳机的过程，对于大多数警察来说都并不愿意佩枪。因为警察们普遍把枪看成是一个麻烦，佩枪不仅有使用不当的问题，还有可能被偷被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杨郁娟教授说：“一旦出现了一些负面后果，比如人员伤亡，对于民警责任应当如何审查和认定，这些程序制度空白点很多。”专家：民警“开枪条件”在实际操作中不好把握
虽然《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了15种可以开枪的条件，但其中规定的一些情形太过原则化，实际操作中不可把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杨郁娟认为，绝大部分日常工作当中，民警需要处理的警情都是一些小的纠纷，甚至完全不需要使用任何警械，更谈不上使用枪支，但是也不排除在很少见的情况下，突然就会演变为一个非常暴力性很强的一个事件或者是案件。民警要保证在这种很少见的，极端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仍然能够控制住局面，维护好秩序，就可能需要心理上的，身体素质上的，包括武器装备上的保障。
清华大学法学院余凌云教授说，人民警察使用警械条例里特别强调的就是比例原则。能不用枪尽量不用枪，根据不同的情景要采取恰当的手段。如果能够口头制止的，就不应使用警械，能够用警械方式解决的，就不用枪，枪是最后没有办法的选择。
专家：警察采用警力是否合理 缺乏判断标准
除了枪之外，当班警察是否配备有过渡性警械来制服徐纯合尽快控制局面？杨郁娟教授解释称，警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强度的警力，这个往往是有争议的。因为法律规定是比较弹性的，它只是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警械或者是枪支，国外对一个警察的反应是否恰当或者是否合理，会采取一个“中等素质的警察”在当时的情况下的反应为标准来判断。但是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这方面规定，所以往往是一事一议，一案一分析，一案一审查。
近年来，醉汉、毒瘾发作者、精神病患街头闹事甚至是暴力伤人事件屡屡发生，警察执法正面对日益严峻和复杂的形势。在专家看来，面对多种暴力犯罪及突发状况，如果除了枪以外，没有应对多种级别暴力的途径或警械，将会带来隐患。
公众和民警都需要一个权威公正的真相
在一个人命关天的议题面前，警权是否得到足够的约束，是非常重要的。按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民警开枪后无论是否造成人员伤亡都必须写报告，如果造成伤亡，就要进行勘验、调查，并及时通知当地人民检察院。杨郁娟教授表示，我国的调查更多的是在警察内部进行，像庆安案件的公正性、说服力可能会受到一些质疑，老百姓会认为你内部给我们一个结论，还会有很多的疑点去追究。
庆安枪击事件后公众一直呼吁公开真相，其实需要真相公开的不仅是公众，更包括了当事民警以及这些佩枪在一线工作的民警们。当事民警开枪后面临的心理压力和舆论压力，都需要一个权威公正的声音。
余凌云教授认为，规则明晰，实际上是在降低警察执法风险，执法的个人风险。这个事情随着这个案件查清以后，他对公众是一个一个比较鲜活教育，特别是对潜在违法者是个教育，警察也知道在哪种情况下才能开枪。
篇三：2015年80起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情况总结
2015年80起突发公共事件,各地政府是如何处理的？ 2015年，国内发生一系列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引发舆论讨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数据统计，全年引起舆情热度较高的国内突发公共事件约80起，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对这些事件的舆情处臵情况，可以为以后的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
一2015年突发公共事件综述
从分布看，80起突发公共事件涉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排行前5位的分别是，广东12起，山东9起，河南8起，云南5起，黑龙江4起。
从属性上看，2015年重大突发事件中，事故灾难类31起，群体聚集类26起，社会安全类12起，自然灾害类6起，公共卫生类3起，其他2起。在事故灾难类事件中，上海元旦之夜踩踏事件、哈尔滨大火系列事件、福建漳州石化爆燃事故、河南鲁山老年康复中心火灾事故、“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浙江温岭鞋厂倒塌事故、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深圳工业园山体滑坡事件等引起媒体及网民的持续关注和热议。
从行政层级上看，县级地区事故应对能力相对欠缺。2015年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发生在地级市地区，约占总数61%，县（县级市）24%，乡镇8%，农村7%。
地方政府舆情处臵工作
2015年突发公共事件舆情热度TOP20
数据来源：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月度网络舆论共识度报告。政府认同度指标来源于主流媒体、网民、意见领袖对政府在各热点事件中的立场和处臵表现是否倾向于认同（5分），抑或是倾向于批判（1分）的平均取值。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每月网络舆论共识度研究报告显示，
2015年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舆情热度前20位的事件中，“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河北肃宁发生特大枪击案、上海金山居民抵制“PX”事件、浙江丽水山体滑坡事故中，舆论对政府认同度较高。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上海金山居民抵制“PX”事件应对及时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甫一发生，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批示；
李克强总理急飞事件现场，指挥救援和部署应急处臵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认真开展事件原因调查等；
交通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湖北省、重庆市、湖南省等各方面紧急行动起来，组织了3000多人全力搜救遇险人员，赢得境内外舆论的充分肯定。
舆情应对方面，官方救援的报道跟进，通过“两微一端”使救援动态实时落地，中央气象台解析可能的天气原因、交通运输部表态调查决不护短，这些举动都增进了官方舆论引导，救援主线清晰可循。政府部门紧急采取各种措施，挽救人民生命和财产的积极做法，获得了网民的认同，从数千万条微博的转发量和“点赞”数就可以说明，正如网友“动脉影”称，“今天这么多关于沉船的事故的新闻里，我最感动的是为了降低水位方便救援，三峡大坝蓄起了水，使通过水库的水从每秒1.7万立方米降到7000立方米，虽然这条新闻淹没在了大量的新闻里，但是能从这看到这种统领全国、人命为重的责任与能力，真的很怀疑除了中国其他国家有没有这种魄力与能力。”
在上海金山居民抵制“PX”事件中，衍生了现场处理该事件的官员佩戴名表的“金山表哥”以及“民警把枪指向市
民”谣言等次生舆情。当地政府一方面加强舆情监测，多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和积极辟谣，如通过政务微博、微信迅速发声，对网络传言的“金山区要上马PX项目”“民警把枪指向市民”等进行澄清，有效地遏制了谣言的蔓延；
同时发布《告市民书》、“金山表哥”调查说明等，平息了次生舆情。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多次与民众交流，听取民意，强调没有PX项目，表示会最大程度保护群众的生活环境，化解了主体舆情。当地政府负责任的姿态也赢得了舆论理解。
天津港爆炸事件地方应对有得有失
在网络舆论政府认同度一般的事件中，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最具代表性。事故发生后，天津市政府专门成立了舆情工作小组，及时向社会公布救援及善后处理工作的最新进展。在网上开设事件直播间，在线回答网友提出的各种问题。
此外，对消防队员致敬以及官民合力整治谣言成为事故应对的亮点。对消防队员致敬，聚拢了网络“正能量”，引发舆论强烈共鸣；
而官方与民间合力整治谣言事件处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不过，当地方在处臵事件中也存在一些瑕疵。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天津本地媒体虽较之前突发事故处臵有进步，但总体反应仍有些慢，离公众预期有一定差距。新闻发布会上官方的组织和回应也存在不足，如“我不清楚，需要问一下同事”“我不知道”“我不掌握”等成为舆情发酵的关键词，有可能成为引爆舆论的新导火索。
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地方应对能力受质疑
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5〃20”贵阳居民楼垮塌事故、“9〃14”山东平邑强拆事件等突发事件中，当地处臵
能力备受质疑，网络舆论政府认同度偏低。
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中，先是媒体质疑为何不公布完整视频资料，继而又有媒体质疑慰问民警的副县长学历造假、当地教育部门存在贪腐问题等。面对突如其来的质疑声，庆安县有关方面显然缺乏相关准备，缺乏基本的危机应对素养。在媒体强烈围观下，连续几日官方话语缺失，舆论场上尽是一边倒的声音。具体而言，一是庆安当地政府在枪击案曝光后，长达两周的时间保持沉默，此举给公信力造成了直接伤害；
二是一些网民对警民关系本来就有刻板印象；
三是视频公开后，对于是否经过剪辑以及政府操控真相的质疑，未及时回应和处理；
四是官方处臵被指程序不当，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自己查自己”、检方未认定开枪合法前就先下了结论。
在这种背景下，不仅官方应对难获认同，也导致各类网络传言甚至谣言有了更广泛的滋生空间。
三舆情处臵工作相关问题
第一，缺乏可行的预警机制，危机意识和风险预判能力不足。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对500件社会热点事件的统计表明，44.4%的事件由互联网披露而引发公众关注，而突发性公共事件来源比例高达70%以上。
如2015年广东河源民众聚集抵制电厂扩建、四川邻水民众不满铁路方案未过境街头聚集、重庆医疗改革引家属集体抗议等群体聚集事件中，传言、谣言首先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传播并发酵。而当地政府在事件潜伏期，由于对风险预判能力不足，并没有加强舆情监测和采取有力措施，这无
形中使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得以蔓延，增加了社会维稳的风险。
第二，基层政府媒介素养相对欠缺。
统计显示，2015年突发公共事件中，一些县级及以下政府处臵能力偏低。一些处臵方法不但给地方政府增加了舆论压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形象，折损了公信力。如“9〃14”山东平邑拆迁事件中，当地政府直到舆论沸腾时仅拘留3名责任人；
针对舆论关注的“强拆问题”“被拘留的相关人员问题”“黑社会人员”等问题，官方的多次回应中均未及时说明；
多次否认“人为纵火”，将事件定性为“民宅火灾事件”，也成为此次舆情危机的引爆点。《中国日报》刊发社论，质疑平邑一些地方官员隐瞒报批，呼吁更级政府作出响应。
第三，应对不及时。
如河南鲁山老年康复中心火灾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才召开新闻发布会，也并未及时主动坦承工作失误，正式向受害者家属和社会道歉，这会给谣言可乘之机，也不利于平息舆论。
第四，信息发布机制不完善。
主要包括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充分。
信息公开不充分也是一些地方政府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通病。过去的“封、堵、删”“不肯说、不尽快说、不说真、事后说”等陈旧处理方式依然存在。如“5〃20”贵阳居民楼垮塌事故中，正当舆论目光聚焦事故救援的时候，发生了“贵阳副市长事发现场指挥抢夺记者相机”事件，腾讯、网易、北青网、中国经营网等转载报道该事件，给当地政府带来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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